返回列表 发帖

从“道教之真精神”对生活道教的理解

从“道教之真精神”对生活道教的理解
强 昱




时光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又跨进了新的千年,生命在继续,生活在继续。回首过去一千年的人类历史,越接近于今天,越觉得人类生活仿佛处于不断加速前进的过程中,令人目不暇接。特别是最近几百年,不同的民族,不同的文化,在剧烈的生存竞争中,有的成为昨日黄花,由辉煌走向沉沦,一蹶不振;有的由过去的弱势,成为今天世界文化的主流;也有的经过自新,重新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机会,并逐步汇入新时代的文化大潮,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命运,但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,使我们早已失去了文化价值观上的自信,重新确立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,只有在不断地向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比较中,才能实现。因此,对历史的回顾,不是发思古之幽情,而是通过反思保持了几千年来文化发展持续性的中华民族,曾经成功的经验,经受过的严重教训。衰落意味着创造力的减退,发展正是创造力的攀升,在民族文化发展中曾起过巨大作用的道教,如果还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精神成长的动力,那它一定具有现代价值转化的可能,从理论上说这是勿庸置疑的。而学者的使命,就是要将潜在于道教教义体系中的合理的精神资源,释放出来,以期先哲殚精竭虑的深刻认识,重新光显于世界。
陈寅恪提出了“道教之真精神”的论断,并对道教之真精神进行了阐发。他曾这样说:
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,然其所殚精致意者,实仅人与人之关系。而道家則研究人与物之关系。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。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,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,较之佛教,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。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,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,或即在此等处也 ① 。
切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,有所创获者,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旧途径,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③ 。
六朝以后之道教,包罗至广,演变至繁,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,故思想上容易融贯吸收。凡新儒家之学说,几无不有道教,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③。
阅陈寅恪的有关论述,可将他的评价概括为以下几方面:第一,从儒道之别看,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而道教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,道教更具有包容的特点。第二,从释道之别看,道教注意人与物的关系,其论多与人情日用相关,故较易为人接受,佛教则背家弃亲,不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,当然也不可能积极主动地提出变革现实生活的手段与方法。第三,从儒释道产生的社会功能来说,儒偏重政治社会制度,就思想文化的整体而言,具有严重的缺陷。道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,适可纠正其不足,使民族文化在构成要素上,处于相对合理完善的地步。其长生不死肉身成仙的教义和精神追求,决定了道教必须通过相应的手段方法,成就自我,因而对医药科技等贡献为多。不仅如此,中国艺术,亦多与道家道教相关。至于释,陈寅恪在此虽未置言,但至少可以说,佛教的输入中国,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学说。然而接引佛教传入中国,并将之消化,成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,道教在其中所作出的功绩,远远超过了儒学。陈寅恪并未着意对道教之真精神予以全面阐释,然而他的论述,不能不说从根源上,把握了儒释道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功能的差别。
宗教的意义和价值,在现代社会似乎迷失了。从工业革命以来,科学以其巨大的能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,理性主义哲学与科学精神互为表里,将宗教视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东西,仿佛一夜之间,人类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创立的精神空间,被遗忘和唾弃。实际上,这种偏见或错误认识,严重混淆了科学、哲学与宗教的不同文化功能。就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来说,科学、哲学、宗教以及艺术等,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,承担着不同的职责。如果说人类真正的本质是什么,不论古今中外,举凡同一地球上的人们,都是以不同的方式,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。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的宗教,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,宗教包容了科学、哲学、艺术等等所以的文化创造。生产力水平的进步,虽然将各学科从宗教中先后分化出来,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对象,但它依然不过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,并没有本质的变化。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,而对自由的追求就不可能将宗教从人的精神深处剔除出去,自由不在人类自身之外,只在人的内心,在这种精神的渴望里,宗教所昭示的人格的完善,同样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人类不可能通过理性活动,尤其是科学与哲学,完全满足人类精神成长的需求。这就需求我们进一步有反省的必要,仔细地考虑宗教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成绩,以及宗教在今天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。显而易见的事实是,今天人类几大文明古国,或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,试想,离开了宗教在其中的作用,我们不知道还能有别的因素,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。这不是否认宗教在历史曾经起着某种对社会进步的滞后因素,但是,新的文化形式突破旧有范式前进,从来没有一种新型的思想学说,不是从旧的文化成果中,汲取精神成长的合理资源,使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光大发扬。抛弃的只有不再适合生活需求的不合理的形式,那些真正代表了人类永恒向往的内核,经过思想家的解释和发掘,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,如此总是被各民族珍视如生命而永远流传。
道教在汉末的创立,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大历史事件。稍有对历史了解的人,都不能不承认,道教整合了前代和当时流传的各种文化因素,并以长生不死肉身成仙的中心追求加以贯通。道教之形成,诚佛教所谓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间者也。而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精神成果,特别是汉代人的宗教追求,由于道教出现,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和提高,它以一种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,多方面的内容和鲜明特色,打破了日渐僵化的儒学对人的桎梏,为广大下层群众,贡献了一种富有生活理想和永恒情怀的终极境界,并随之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成员中。从它诞生之日起,就从未像其他宗教那样,仅是将自己定位于心灵的解脱,而是把人世的幸福,与人体的不朽统一,将精气神合一与君臣民混一定位于自己最基本的价值理念,打通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,提出了重生积德服务人群及存思守一的实践主张,以期气化三清,实现自我。别的宗教都是在许诺人死后如何,道教则反其道而行,问如何才能不死。这一独树一帜的理想,表现了中国人的务实态度,但更重要的是,它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无可估量的力量。与那些投身庙堂的知识精英不同,张道陵创教之始,就将目光指向广大的下层群众,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,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长期流行的各种方术仪规,重新编排,建立了一整套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士生活需要的规范,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。正因为它是面向大众的,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和民族心理的内在向往,与精英文化有所不同,才能广泛流行于中国社会。不论那些自为标榜 正统的上层阶层如何诋毁,还是不能消除百姓对它的热爱。
道教之可贵,还表现在它面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参与态度。当太平道、天师道以三十六方、二十四治建立自己的教区时,包含了与封建王朝分庭抗礼的意识。王朝与宗教教团之间的张驰关系,有助于调节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,至少对下层群众有了一个反映表达其意志的场所,使处于僵化的政治体制不得不面对宗教集团这样的政治力量,有所收敛。而宗教体制内部存在的科仪戒律、经典教义、宫观庙宇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,宗教戒律与国家法律互为表里,但更富有人性;宗教活动形式与社会生活的礼仪相互渗透,音乐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等艺术形式,因宗教而代代相继。正因为道教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,我们才看到了历代信众以高度的宗教热情,刻经、造像、修庙,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,离开了这些,我们将无法直接面对我们先民伟大的文化创造和所取得的成就。世界是人活动的世界,世界的意义由人的活动而呈现,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由于人而永远统一在一起,从来没有相互排斥相互脱离的阶段。道教的思想意识表达了道教对世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,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,有了它中国人才对世界人生的了解不至于单薄而显得丰富多彩。有了对道教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,有了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的豪迈情怀,以及内外丹的具体实践形式,道教才为日益固定化的生活提供变革的因素和力量。这就是道教一以贯之的传统,之所以如此,正在于道教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,从而使自己不脱离现实生活又具有超越现实的价值关怀。
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使道教在思想内涵上复杂丰满,这一特点及优势,使道教具有博大的胸怀,能够一方面吸收外来输入的新成分,又能立足民族本位,不断成长。在道教的宗教生活中,人是中心,神是对能够顺应自然智慧明觉的人的奖赏,一种预期的可能达到的最终目标。真正的人的生活生命,当他领悟了宇宙的奧秘,世界向他洞开大门。勤勉地履行一个人在尘世的义务责任,充分地发挥自我能动的创造潜能,他将与宇宙万化同体而合一,不再有困惑烦恼,实现了真正的自由。因此,在面对自然、社会、自我的多重关系时,道教为大众提供了各种相互关联又富有弹性的解决之道,顺应自然虽然是最高的理想,然而顺应自然并不是在自然面前,仅是盲目被动地接受一切现成的秩序,无所作为,恰恰相反,而是要积极地认识自然,掌握宇宙的内在的机制,服务于人生。这样,人类将永远面对自然的挑战,在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中成就自己,这就将人类的终极命运和使命提升至永恒的无限的意义世界,超越了仅是关注现实的庸俗的领域,指明了人生的价值不是嘈杂的世俗的有限个体,不能因之而迷失自我。
挑战自然是人类能动力量的真切反映,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或哲学体系能够像道教那样,如此关注知识的价值问题在自身思想体系中的地位,不问人死后如何而苦苦寻问人如何不死的独特思考,使道教将一切知识部门都容纳到自己的关心的范围,在这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。内丹学与医学、生理学、心理学等具有密切关系,外丹学与几乎所有的古典科学水乳交融。体现了道教精神价值的历代高道,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是当时最博学的知识分子,他们往往是杰出的科学家、诗人、作家,为人景仰的哲人。离开了道教,我们不仅不能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化学史、物理学史、医学史、天文学史,而且也无法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、音乐史、绘画史,等等。在中国古典文明的任何一个角落,我们将看到无所不正的道教的影子。否认了道教,其实是阉割了中国的文明成就,而道教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,其深层的原因依然在道教的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,长生不死肉身成仙气化三清的宗教向往上。
道教是切近人情的宗教,切近人情表现于它为社会大众提供解决人生困惑的手段和方法,从生产实践到人伦日用,都可看到道教具体的主张,它没有将生产与情感的需求脱离分割,而是完全融合为一。就拿科仪斋醮来说,以现代“科学”价值的马首是瞻的现代人,看到道教的法事仪规,往往视之为迷信,可他们忘记了,道教的法事仪规是宗教形式下的礼,所谓礼者,理也。从摇篮到墓地,人的自然存在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关怀,出生、成人、婚姻、死亡,前辈对后代,后人对前辈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方法,来表达它们的向往,反映前辈对后人的希望,死亡虽然是不可抗拒的事情,然而正因为活着的人表达的哀思,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,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将同一地域主要以自然村落为集团的人们,从生产到生活结合,互助互爱,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。“师不受钱,神不饮食”的清约,不仅是合理的,而且是超前的价值观念。人首先生产,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,然后才能从事科学、宗教、艺术、哲学的活动,问题是,我们面对的是永远无法全部可知的世界,人总是不能通过已有知识解决所面临的困难,当面对困难无法解决时,需要用一定的方法从苦恼中释放出来,包括生活中随时可见的不解茫然,如果没有一种可以从困惑中摆脱出来的方法以重新建立信心,人将举足不前,影响人们的现实创造,社会也不能继续进步。法事仪规正是在理性化的形式下,规范人们的生活,给社会大众以人性的温暖。道教将对神灵的敬畏,与日常的人伦日用结合,从而在世俗化方面,与儒沟通,在超越性方面,消化佛教,举凡中国社会的节庆、礼仪、庙会、贸易,从形式至其深层内容,道教的价值理想与行为规范都贯穿其中。历两千年而不衰的顽强生命力,反映了道教扎根于生活,且符合人性需求的合理性。这种合理性正是中国人心灵、情感、历史、文化任何一个方面须臾不离的表现形式。
生死之事,亦大矣,然在生生死死的链条中,道教在任何一个人们所能想像到的环节,都给了现实的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,《易传》有曲成万物而不遗之说,揆之道教,若合符契。道教来自于民间,但从未将自己降低至日常生活的水平,与自己崇高理想混淆不分的境地,它理解人民生活的所思所想,但为他们增添了精神超越的不朽因素,引导大众的生产实践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,既积极面对现实又不沉沦迷醉于仅仅是具体的感性表象。深刻的信仰自律与履行道德义务的他律要求完整统一于道教,因其广泛的人民性及生活实践的全方位的参与,使传统的中国人,对自然、生命的敬畏,突破了时空的限制,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,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,而现代人已丧失了古典时代深沉的精神自觉。
信仰的价值和意义,最直接地反映于对文化传统的服从和继承,它绝非是理性的对立物,而是理性真实的具体的表现。无论如何,理性是信仰的基础,没有理性信仰无从谈起,可是理性的深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极不相同,但信仰却可以将知性的贫乏提高至人性的最高层,显示从人性的尊严与伟大,映证生命的不朽。在人类历史上,直到今天,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分歧,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在于信仰,而在于理性判断失去了怀疑的本性,只将自己的认识判断当作真理,而否认了别的认识判断的真理性,与之相反,道教从来都承认别的宗教自有其价值,容忍与自己不同甚至是严重对立的东西,承认其反映了生活的许多内容,以开放的胸怀态度,吸收别人所长,丰富自己。对佛教如此,对摩尼教亦如此。这不仅没有丧失其特质,相反使它更圆满。避免了因宗教信仰的差别造成的流血冲突,这是别的文化区域中,不可想象的事实。由此来说,信仰离开了理性,实质上这样的信仰是一个封闭的不足以与其他思想相交流的体系,而使自己处于要么牺牲理性要么取消信仰的两难境地。近代化的一个严重不足,在主流倾向上,把理性与信仰对立,当然在古代,尤其是西方曾有过理性屈从于信仰的所谓中世纪,可我们至今也不能说中国人信仰与理性处于严重的对立冲突。这得益于中国人把人理解为人是自然中的人,自然是人观照下的自然,自然与人彼此之间理应和谐共处的观念,这一认识,在中国古代当然是道家最先倡导而为道教继承光大的。在这一点上,中国的儒释道三教,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思想资源。是之故,信仰必须与盲从划清界限,而且从本真的意义来说,信仰从来都是盲从的直接敌人,就因为当理性在为信仰提供深沉的意义价值的底蕴时,是以怀疑为先决条件,不断用自身的知性能力证明自我的不足,又在价值的领域,厘定知情意的不同的作用,使人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走向深入。其前提就在人从蒙昧进入文明时,先知己将人的价值摆在了世界的中心,对神的敬畏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可以逃避无知的巧妙借口。因此,在人生中,意义与价值存在着不同的层次,对这些不同层次问题及价值的相互关系的认识,是哲学家与那些堪称人类导师的先知、宗教领袖的贡献,能否贯彻于现实生活则主要是政治家的责任。历史上有过强调某一方面而贬低另一方面的时期,但没有愚蠢到把贬低的东西要彻底取消的程度。然而,只有理性、信仰、情感与现实政治环境及物质创造张驰有序,社会才是一个合乎理性化要求的社会。20世纪初期刚刚经受西方思想文化沐浴洗礼的中国优秀分子,在高扬民主科学理性的同时,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,道教几乎等同于迷信的代名词,由此表现出来的浅薄激愤,虽其情可原,但其流毒至深。
道教的真实内容,我们今天知道的依然十分有限,就有限所知的方面,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蕴藏的丰富的思想,它不仅在本质上不与现代生活对立,相反是我们由今天迈向未来的难能可贵的文化基因宝库。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,或者说我们要创造未来新型的符合中国人精神需要,又能够为其他民族有所借鉴的新文化,必须面对道教,与它广泛交流对话。应当期待同时呼唤,以理性精神而不是科学至上,历史上客观地将道教摆在三教并行的位置,而不在对它冷漠仇视;以对祖先的尊重而不是健忘,倾听古典时代的睿智,续上我们文化与血脉之根;让我们发扬前人兼容并包而不失自我主宰的精神,积极创造,有足够的实力和能量,在世界文化争得一席之地,并最终统领潮流。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,我们才能比较容易看清楚道教究竟是什么,而眼前首要的任务。是要使学者和每一个人,从偏见和固执中解脱出来。
道教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已证明,它本身从来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,并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。汉末创教时期,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了道教的成型,其后吸收借鉴佛教、儒学等已有精神成就的合理部分,为己所用,为我们保留了民族文化可贵的历史遗迹的变迁,这种尊重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囿的态度,如同深深扎根于大地的参天大树一样,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养分,也无所畏惧地抵御着风霜雨雪,它可能因雷击而遭损伤,但生机不息。因此我们说,继承传统而又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为我所用,胸怀博大不固步自封,随着时代的的进步发展,是道教的真精神;关注人伦日用,不论在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方面,以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化的方式,为社会大众提供合情合理又内涵丰富的生活方式,既关心现实又面向未来,既注重精神超越又强调物质生活的改善,是道教的真精神;将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对自然、社会的认识实践相关联,精神觉悟心灵纯洁与生活实践相统一,追求人格的完善与现实幸福统一是道教的真精神。
无可否认,道教在今天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,这既有社会历史原因,也有道教自身的原因,而道教自身的原因肯定是主要的。愚意以为,调整科仪戒律等不适合的因素,发扬道教积极參与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,在环境治理及社会公益事业方面,积极投入,重新树立自己服务人群的形象,增进社会大众对道教的亲和力,与信息时代的节奏同步。道教同人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,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,同各方面广泛交流对话,使道教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,扩大道教的影响力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深度广度。教內外同人须加大对道教历史、经典、教义等研究的力度,以期将蕴藏在道教内部的至今尚有很大生命力的东西,充分地揭示出来,服务于社会。如以现代科学的观念和实验手段,对外丹学中科学思想的总结,看它是否还有继续服务于社会的能力;以生理学、心理学的方法对内丹修炼机制的挖掘,为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参照,推动科学的成长;利用现代精密的实验仪器,分析道教丹药的成分,将之市场化,让更多的人享受道教先知为后人的创造的成果带来的福泽;整理数量众多的道乐、绘画、雕塑等,出版推广,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需要,为社会贡献精神生活的丰厚资源,如斯等等。这些都是道教的价值理想与社会大众联系的载体,离开了这些具体的文化形式,道教将脱离人民群众,使自己孤立于社会。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,当道教的价值理想既不失其时代性又具有其群众性时,总是道教的良性发展时期,反之,道教陷于困境。

返回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