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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古玺之种类

战国官玺
春秋战国时代的印章,统称“古玺”。过去因古文玺字奇诡难识,人们对其产生的时代多有误解,称它为秦玺。其实古玺与秦印在形制上有很大区别。古玺文字的篆法与布白,有着特殊风貌,与秦汉印章各有情趣,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。官玺是国君授予臣下权力时颁发的信物和凭证。官府的各种命令、公文,必须盖有玺印,若丢失了玺印,也就丢了宫。因此,战国时期形成了一种制度,大小官吏必须随身佩带玺印。战国官玺一般为2.5至3厘米见方,以凿制为主,多加边栏或加有竖界格,其宽窄和印文笔画差不多。另有一种尺寸较小的铸制的朱文玺。古玺印的质地多是铜质的,也有银和玉石的,印钮多鼻钮。印文内容有“司马”、“司徒”、“司工”、“司禄”等,大都是官职的名称。
古玺的文字奇丽无比,富于变化,精巧生动的造型和面目多姿多彩的体势,虽有悖于文字的统一,但从艺术角度而言,却令人爱不释手,产生许多美的遐思。它是在当时六国通行的古籀文字的基础上,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产物。纳入印章后更趋精美、典雅、疏放、雄强。古玺印在章法上空灵奇异,变化多端,常利用文字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,巧做错落穿插,打破平整匀满的呆板格局,字的个体形态自然,一般不强做填满或有意留空的安排。有些印险峻奇肆,看似歪歪斜斜,杂乱无章,然细看却斜中有正,乱中寓工,极尽巧思,于险绝、欹侧中寓大平稳;也有的依字体、笔画的自然形貌,在布白上大块留红或留白的,这些印造成的疏密对比之趣,十分真率自然,绝无雕饰之气;多用界栏格,这是古玺印一大特点,这样丰富了印面内容,调节了印面向构,增强了古朴、灵动之气质和形式美;朱文多阔边,与细劲的印文对映成趣,更有凝重、鲜明的视觉效果等。
 

战国私玺
战国私玺,一般比官玺尺寸略小,约1至2厘米见方,这类玺印有朱文和白文两种。朱文多作宽边细文,这种文字,细细毫发,却十分坚挺,俗称“绵里针,',质地多数用铜,间有用银的,均出自铸造,真印文与印钮制作得十分精美,有的印文纤如毫发而清晰异常,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冶铸工艺的高度水平。白文玺印铸造、凿刻均有,也多加边栏,少数有田字格形式的。私玺由于不像官印那样用于官方场合,故无定制,大小不等,形状各异,除常见的方形、圆形、长方形,还有腰子形、凸形、凹形、心形、盾形、三角形、菱形及其他不规则的形状。钮制多鼻钮,间有亭钮、人钮、兽钮,也有戒指钮、带钩钮。姓名印开始有两面的,成语印有五面的。
战国私玺在字体选用、字形结构上,均比官玺更加灵活多样,章法布白上参差错落、疏密对应、俯仰欹斜,更具艺术性相意趣。即便是一些小玺,文字布白仍然那么舒展自如,颇得天工造化之美。
战国私玺中的白文同官玺一样,线条厚重实在,平稳中多变化,典雅中寓奇巧。朱文则坚挺有力,整洁流畅,灵动之气充满印面。由于铸制的整体效果,使纤细的印文气势贯通,浑然有致。字形虽奇诡多姿,但总体以自然平实为本,字中的挪让、省略、欹斜、错落,如乱石铺路,最终均能服从整体效果,达到和谱统一的艺术境界。有些战国私玺长期埋藏地下,经过腐蚀,斑驳破损,更是别有一番古朴苍茂的残缺之美,显现出深穆古拙,天然去雕饰之意趣,充穷表现出战国私玺的多采多姿和自发的艺术审美情趣。
 

古印陶
 印陶指钤压在陶器上的印章。在《礼记·曰令篇》中有所谓“物勤工名”,其中主要指在烧制日用陶器之前,趁着粘土柔软时捺盖在上面的印章,包括制造的地名、场所、官署、工匠的姓名字、吉语祷词等内容,个别还有制造年份。陶器虽容易损坏,常被抛弃,但不会腐烂,加之种类繁多,因此,陶文残片较之其他文物能够大量留传。远在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,彩陶钵上就开始使用刻画符号,西周时出现了印陶,春秋战国时代则蔚然成风。我国山东、河北等处出土的战国时代陶器中钤印有玺印文字者最多。陈介祺《画斋藏陶》、刘鹗《铁云藏陶》等书著录的战国遗物较多。到了秦代印陶更为丰富,像陶量上的诏版铭文,以山东出土最多,诏版铭文.多为一印四字,四字一词,连续钤拓,组词成文,节体规范。另外秦代建筑业相对发达,砖瓦制作量大且已具相当工艺水平,因此,盖在砖瓦上的官署、地名、人名等文字印陶已比较普遍,这类印陶,因地域、用途之不同,书体有篆、隶,甚至接近于楷书等多种样式。总体上说诏版铭文,体势瑞庄紧密,篆法严谨,笔画挺拔方折灵劲浑朴,形态俯仰欹测,大小参差,章法疏密得宜。而民间印陶,书体随势而生,布白豪放活泼,用笔直率,天性流露,非刻意追求可得,艺术价值颇高。秦代印陶与战国印陶不同的是基本上都使用标准小篆文字,只有极个别特殊情况下,还留有战国书体的风貌。
秦都咸阳遗址、山东邾国故城遗址以及秦始皇陵附近等地采集到的印陶瓦当,不仅有早期玺印风貌,令人关注的是其中也有接近缪印的形式出现,是研究古玺印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

 

古烙马印
 烙马玺印是我国古代官方用于烙马的专用玺印,属于官印的一类。这种形制很大的朱文印为铁质,印钮的上部有方孔可纳入木柄,乃为烙火方便之作。烙马玺印特征鲜明,风格独具,在我国印章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据文物考证和文献记载,自战国以来,各代都有烙马用印。如《北史·魏孝文帝纪》:“延兴二年(公元472年)五月,诏军警给玺印传符,次给马印”。在《唐六典》卷十一中也有:“凡外牧进良马,印以三花飞凤之字为志焉。细次马送尚乘局者,于尾侧依左右间印以三花;其余乘马送尚乘者,以凤字印印右髆”。这些记载,证明战国以来各代都有烙马印。罗福颐《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》中云:“传世古印中,有烙马用印,在1930年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始发表汉代‘灵丘骑马'烙印,于是古烙马印初次见于著录,由此推之,前人印谱所载‘¤骀'及‘常骑'(此骀是太常骑马之省文)皆是古人烙马用印也”。烙马印遗世较少,其中最著名的有二方:一为战国的“日庚都萃车马”印,一为汉代的“灵丘骑马”印。这类印因其形状巨大,而印面布局舒展开阔,跌宕多姿,挪让变化极富神韵。字体笔画琶苍浑古朴,体势奇特恣肆,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,常为后世篆刻家所借鉴。

 

古肖形印
古肖形印,亦称形肖印、生肖印、象形印或图案印、画印、封蜡印、封泥印。这些有别于文字印的玺印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,有描绘当时人们狩猎、搏兽、战骑、饲禽、牛耕等情景以及鼓瑟弹琴、歌舞伎乐、车马出行、乘龙跨虎等生动场面。但最常见的是虎、马、鹿、羊、熊、龙、兔、驼、鹊、鹭、鸡、鱼、龟等动物,少数如驼鸟、犀牛等罕见的外来珍禽异兽也时有所见。古肖形印大致上起源春秋时期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,有待人们考证的是肖形印很少见于秦玺,到汉末已趋衰落,六朝时期几乎绝迹。肖形印的用途,主要是用作封识木竹制的牍函,或作避邪、祥瑞、敬神之物,也有配之赏玩的。
古肖形印是我国印章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有着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。匠师们调动惊人的艺术手段,以古朴典雅的造型,洗练传神的笔触和严谨的构图,强烈的装饰牲,以及沉郁浑厚的风格,于方寸之内,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缩微图案。春秋战国时期的肖形团以人物禽兽为主,手法凝练含蓄,深沉雄强,形象与铜器、漆器等花纹中的同类物形相似。图形均刻画得栩栩如生,形象简洁却活灵活现,令人产生无穷的遐想。鸟兽之图形印,都有些神秘诡异的情调,大概是集各种禽兽之特点于一身的原因。其线条朴劲,形态粗扩,貌在似与不似之间而神采毕现。
汉印中的人物禽兽,多数造型已十分准确洗练,一望而知,这些作者已具备精湛的写实技巧和丰富的生活以及观察能力。这些印有的虽不过一厘米方圆,却将复杂、丰富的人形、动物表现得惟妙惟肖,匠师们游刃徜徉,从容自得,印面毫无紧迫杂乱之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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