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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书法— —书法人物— —【陈澧】

 

陈澧(1810--1882),字兰甫,一字兰浦,自号江南倦客。因少时读书于东厢书塾,晚年自题著作为《东塾读书记》,故学者尊称“东塾先生”。番禺(今广州)人。
自幼学习举业,十七岁考取了县学生。之后几年颇为得意,先是得到学政翁心存的赏识,以廪贡生荐入粤秀书院肄业;读了三年便题了优贡,即是由学政与总督、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的本省优秀学生;次年(1832)又中了举人。之后入京会试,省城舆论看好,以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点翰林的希望。谁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霉运,十三年间考了五次,皆名落孙山。不得已参加六年一轮的举人“大挑”,以为可选得县令,不料又考了个二等,只能做教官。陈澧自谓:“以为不能治民,犹可以教士,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土习而起者。”但是到了1849年实援广东河源县学训导,到任便发觉“乱”的不是士而是民,“盗贼遍地”,仅两个月便请假回家。幸亏跑得快,不然就像河源县令一样,“为贼捉去矣”。是年咸丰帝继位,例开恩科,陈潭第六次应会试,仍旧落第。1856年陈澧获补选知县,但世道更乱了,太平军正兴,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开战,他只好放弃追求了二十年的“百里侯”,申请改授京官虚衔,得授国子监学录。自此以后,陈澧便不再挂念功名,而专心于学术,会通汉宋之学,著述甚丰,广涉经学、史学、音韵学、文字学、声律、音乐、地理学、数学、书法及诗词学等众多领域,成就卓越,成为晚清岭南学术最具影响的杰出人物,亦可谓因祸得福也。
道光十四年(1834),陈澧便入读学海堂,成为学海堂第一届的专课肄业生。1840年补授为学海堂学长,其后一直任职。1867年,陈澧受聘担任菊坡精舍的山长,所以菊坡精舍受学海堂的影响最多。据陈澧《菊坡精舍记》云:“始议为书院时,以书院多课时文,此当别为课。澧既应聘,请如学海堂法,课以经史文笔。学海堂一岁四课,精舍一岁三十课,可以佐之,吾不自立法也;每课期诸生来听讲,澧既命题而讲之,遂讲读书之法,取顾亭林说,大书‘行己有耻,博学于文’二语揭于前轩,吾不自立说也。” 可知菊坡精舍在办学宗旨上是承传了学海堂的实学宗旨。而陈澧受了二十年的科举之害,最后转为推崇顾炎武,以为在经史中可以寻求得到微言大义,通经方能致用。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实学,主张摒弃当时以科举为主导的教学方式,认为精舍门人当以学问为重,不是为取超等;士人为学,须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科当中,拣选一科与其性情相近的专门来研究,这与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专研一科的情况又相类似。所以无论是在教学宗旨还是教学内容上,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学海堂的。
与学海堂不同的是,陈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经史题进行考课,还升堂讲学,每次听讲者达数十人,既有针对命题的内容,又连带及读书之法。因为菊坡精舍是院长制,不同于学海堂的学长制,这样,菊坡精舍就成了陈潭一人的专门讲学之所,陈澧便能够通过讲学,详细而系统地将自己读书方法、治学途径、经验教训等传授给学生,对学生的影响更深。所以陈澧与应课生徒的师生关系要比学海堂的更为明晰密切,这些学生有一样的师承,学术既高,影响广泛,相互之间的联系又密切,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“东塾学派”。这个学派的形成,表明广东在学术上已经是自成系统,独具特色,能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,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。
陈澧在菊坡精舍的十余年间,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讲学与考课的工作,并继续钻研学术,将集其大成之作《东塾读书记》加以整理陆续出版,但在他生前只刻成了九卷,还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,后多藏于中山大学;而其关于精舍教学的文章,如《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》等,则在他身后由其子孙门人收集在《东塾集》、《东塾续集》中。陈澧在晚年因操劳过度,已是体弱多病,但仍坚持讲学,亲自阅改课卷,1897年由廖延相编刻的《菊坡精舍集》二十卷,便都是陈澧亲自选取的菊坡精舍的优秀课卷。全集共选文171篇,诗186首,作者有102人,均是菊坡精舍的优秀人才,菊坡精舍人材之众,由此不难想见。陈澧对菊坡精舍的贡献之巨,转而亦是对广东学术发展的贡献。
1881年,两广总督张树声、广东巡抚裕宽以陈澧青年硕德,奏请褒奖,上谕给五品卿衔。1882年,陈澧病逝,终年七十三岁,《清史稿》为其立传,以宣其功。而其门人则报请官方,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,弟子梁鼎芬集资百万文,购买祭田,让后人永远纪念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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