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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书法概况

——由宋元上追晋唐的明代书

 

 1368年朱元璋称帝,建立大明,1387年平定辽东,实现统一。为稳固统治,明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,同时加紧了思想控制。致使明代文化,始终处于非常紧张的冲突对立状态,是我国思想史上斗争颇为酷烈的一个时期。明代刻帖更盛,同时有帝王雅好,故书法仍以行草为主。近人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中有一段很精辟的概括:有明一代,亦尚帖学,成祖好文喜书,尝求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,又诏简其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。凡写内制者,皆授中书舍人,复选舍人二十八人专习羲献书,使黄淮领之,且出秘府所藏古名人法书,俾有暇益进所能,故于时帖学最盛。仁宣嗣徽,亦留意翰墨,仁宗则好兰亭;宣宗则尤契草书。宪宗、孝宗、世宗皆有书迹流传。孝宗好之尤笃,日临百字以自课,亦征能书者使值文华供内制。神宗十馀岁即工书,每携大令鸭头丸帖、虞世南临乐毅论、米芾文赋以自随。夫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明之诸帝,即并重帖学,宜士大夫之咸究心于此也。帖学大行,故明人类能行草,虽绝不知名者,亦有可观。简牍之美,几越唐宋。

但明代行草书的社会需求与前此其他时代已经有了不同。明代建筑趋于高大,同时商人阶层日渐庞大,附庸风雅的愿望颇高,这使得对挂轴一类作品的需求渐多,书法作品渐渐由案头走上墙头,书法家们籍此作出了许多探索,使传统行草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技巧和风格。

明代书法的发展,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明初书法,先承元朝而下,基本继承的是元代的典型书风;成祖迁都北京以后,国势承平,复以文章翰墨粉饰治具,培养了一批御用书家,遂使台阁书风兴起。明中叶,江浙一代经济逐渐发展,文化也因之而起,成为书法的核心地区。一些文人淡于仕进,优游文艺,逐渐成为具有一定职业化特征的书画家,以出售书画为生。这使其创作目的、风格追求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,文人化的清雅气息逐渐有所减弱,而好异尚奇之风逐渐兴起。晚明时期,国家内部的政治、文化斗争日趋尖锐,从心学中衍生的个性解放思想蓬勃发展,而外来的军事压力也渐渐增大,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,并进一步影响了文艺活动。书法领域因之也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革,狂放书风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流。      

 

一、明朝初期书法——“三宋二沈

明初书法首先是延续元代书风,后来出现由皇室提倡的台阁体风格。其代表人物,号称三宋二沈

三宋指宋克、宋璲、宋广。此外,俞和、解缙、张弼、陈璧、詹景凤等人,在这一时期也是比较有影响的书家。这些书家与三宋、二沈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共同点,即他们都比元代书家更多地涉足了大幅作品的创造,作品的行气、章法相对都比较放得开,显然是因为幅式的原因而在形式上开始了一些新的探索,虽然无论是技巧还是风格,都远称不上成熟,但是这样的探索毕竟是可贵的。明代后期大幅行草的成功,从历史渊源来说,是由这一时期探索开始起步的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

二、明朝中期书法——吴门书派的书家群体

明代中期,江苏苏州一代出现了一批前后传承的书家,形成了相当突出的特色,

他们中有许多人并未进入政治中心,而是在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支持下专以书画文章为业。由于艺术成就显著,影响很大,甚至超越了处于政治中心的艺术家,而成为这一时期书法的主要力量,这就是吴门书派。由前后三代书家组成,其中前两代处于明中期。

第一代主要有徐有贞、沈周、李应桢、吴宽、王鏊等,他们率先突破赵孟頫和台阁体的束缚,或师晋唐,或法宋人,或自出机杼,对古代传统进行了重新审视、深入吸收,形成了新的书风追求,脱出了前此书坛受元代书风笼罩的局限。其中,徐、李、吴、王仕途都比较顺利,有的甚至很发达,如徐有贞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、封武功伯,吴宽官至礼部尚书,王鏊则是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,只有沈周一人以布衣终其生。就艺术成就而言,沈、吴为高。沈学黄庭坚行书,用笔较黄庭坚柔和,结构也稍加平淡,去其拗峭,益以清雅,书卷气甚浓。吴宽则专学苏轼,用笔比苏轼涩,因而虽无其沛然之气而尚能得其厚重,格调很高。徐、李、王在实践上的成就稍逊,但与吴门书派的第二代书家的关系极为密切,并且在艺术上见地高明,所以历史贡献仍然不可忽视。

第二代书家的代表是吴门四家,即祝允明、文徵明、王宠、陈淳。

祝允明著有《前闻记》、《九朝野记》、《兴宁县志》、《怀星堂集》等。因右手拇指多生一小指,自号为枝山、生而枝指、枝指生、枝指道人、枝山樵人等。与徐贞卿、唐寅、文征明称为吴中四才子。然而一生举业仕途不顺利,只中过举人,到他55岁时才得到广东兴宁知县的职务,后迁任南京应天府通判,一年后谢病返乡,后人称祝京兆

祝允明得外祖徐有贞、岳父李应桢指点,父辈沈周、吴宽亦多加奖掖,书法号称无所不学。王世贞在《艺苑卮言》中说:京兆楷法自元常(锺繇)、二王(王羲之、王献之)、秘监(虞世南)、率更(欧阳询)、河南(褚遂良)、吴兴(赵孟頫),行草则大令(王献之)、永师(智永)、河南(褚遂良)、狂素(怀素)、颠旭(张旭)、北海(李邕)、嵋山(苏轼)、豫章(黄庭坚)、襄阳(米芾),靡不临写工绝。这话或许有些夸张,但也说出了祝允明的一个特点,就是涉足广泛,而绝不简单受元代书风的限制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他的传世作品,各种面目蔚为大观:小楷主要师法锺繇,古朴简劲;行书或出自米芾、跌宕恣肆,或渊源赵孟頫、端正妍雅;还能写较为地道的章草书。他使得古代的各种典范风格重现于书家面前,从而彻底地突破了前此书法风格相对单一的面貌,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古典传统。但是,涉足广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负面影响,那就是个人风格的定型不突出,如启功先生《论书绝句》所说的:祝允明出,承徐有贞、李应桢之绪,略轶(馆阁体)藩篱,未成体段。

祝明最为成功的一体是他的狂草,出入黄庭坚,兼取张旭、怀素、章草的长处,更巧妙地融入小草,善于穿插、布点,使狂草书在点划形态、节奏变化、布白丰富方面有了明显拓展。这些对于长轴大幅的书写,都很有意义。代表作《唐寅落花诗卷》、《杜诗秋兴八首》等,笔走龙蛇,奇态横生,在明代这一时期可谓独领风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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